在大明王朝的历史舞台上，嘉靖皇帝因贪官分赃不均而发飙的名场面堪称经典 ——“朕的钱他们拿 200 万，朕分 100 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可若是让清朝的乾隆皇帝看到这一幕，恐怕只会嗤之以鼻。论起捞钱的手段，乾隆远比嘉靖高明得多，也狠辣得多。就连和珅这样的千古巨贪，在他面前也只能算 “小巫见大巫”，乾隆才是清朝真正的 “第一大贪”。
这位自封 “十全老人” 的皇帝，为何会被后世斥为 “千古第一罪人”？核心就在于他在位六十年，把清朝的 “家底” 掏了个底朝天，将康雍两朝积累的国力消耗殆尽，为清朝的衰败埋下了致命隐患。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乾隆的 “捞钱秘籍”，看看他是如何一边包装自己为 “完美帝王”，一边上演一场规模宏大的 “个人敛财秀”。
一、内廷与国库的割裂：乾隆的 “小金库” 运作玄机
乾隆始终想把自己打造成 “不扰民生、勤俭持家” 的完美皇帝。他生活奢侈无度，却总对外宣称 “朕所花之银，皆为内廷节省所得”，意思是没动用到国库的 “民脂民膏”。这里的 “内廷”，就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与掌管国家财政的国库泾渭分明。
这种 “公私分账” 的制度并非清朝首创，早在汉朝就已存在：大司农掌管国家军费、重大工程等公共开支，少府则负责皇帝的私人用度。虽然这套制度能否执行到位全看帝王自觉，但至少在名义上划清了界限。到了清朝，这两个部门演变成了户部和内务府：户部管国家的 “公钱”，负责军政、民生等公共事务开支；内务府管宫廷的 “私钱”，承担皇帝及皇室成员的日常开销，户部每年还得给内务府拨付一笔 “补贴款”。
乾隆上台初期，还装模作样地搞了次 “财政改革”：砍掉一些他认为 “不必要” 的宫廷开支，宣布以后户部每年只需给内务府拨款 60 万两银子。乍一听，60 万两是笔巨款，但经过他老爹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清朝的国家年收入已经稳定在 4000 万两以上。像乾隆后来热衷的 “十全武功”，每次征战动辄花费上千万两银子，60 万两对他而言，不过是 “零花钱” 而已。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乾隆三十四年，他还特意从内务府调出 100 万两银子 “支援” 户部，用于云南的军费开支。这足以证明，当时的内务府早已 “不差钱”。而这份 “富足”，绝非来自乾隆的 “节省”，而是内务府拥有一套独立且庞大的 “创收体系”—— 五大核心收入项目，户部那 60 万两拨款，在这些收入面前，简直不值一提。
二、五大创收项目：乾隆的 “敛财组合拳”
（一）黄庄：皇室的 “特权庄园”，百姓的 “虎口”
清朝皇室拥有大量专属土地，这些土地被称为 “黄庄”，全部归内务府管辖。到了乾隆时期，黄庄的规模达到了清朝之最，仅北京附近的 “畿辅黄庄”，就超过了 28000 顷（1 顷 = 100 亩，28000 顷相当于 280 万亩）。
这些黄庄享有两大特权：一是无需向国家交税，产出的物资全部服务于皇室；二是不受地方官府管辖，由内务府直接委派庄头管理。黄庄的主要职责，除了向内务府缴纳粮食、银两，还要供应宫廷所需的鸡鸭鹅、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堪称皇室的 “超级后勤基地”。
但这些特权很快就成了庄头欺压百姓的 “尚方宝剑”。他们仗着内务府的撑腰，经常强占周边民田，甚至巧取豪夺农户的财产。乾隆十五年，顺天府（今北京周边）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京东某黄庄的庄头李三，看中了邻村农户张老汉的 10 亩良田，借口 “皇家需要扩充庄园”，不仅不给任何补偿，还指使家丁将张老汉打成重伤，强行霸占了土地。张老汉告状无门，地方官忌惮内务府的权势，根本不敢受理，最后只能流落街头。
类似的事情在乾隆年间屡见不鲜。但讽刺的是，黄庄给内务府带来的实际收入并不算高 —— 一年总共也就 20 多万两银子。这点钱，对于花钱如流水的乾隆来说，根本不够塞牙缝。黄庄的真正意义，更多是为皇室提供 “实物供应”，而乾隆敛财的 “重头戏”，还在后面。
（二）盐业：垄断背后的 “利益输送链”
盐是古代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利润极高，历朝历代都实行 “国家垄断” 政策，清朝也不例外。官府通过控制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赚取巨额盐税；而获得特许经营权的盐商，更是个个富可敌国。
虽然盐税名义上是上缴户部的 “国家税收”，但盐政系统里的大小官员，大多是内务府的 “自己人”。康熙年间的两淮盐政李煦、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江宁织造，同时监管盐政），都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到了乾隆年间，吉庆、高恒、普福、伊宁额等盐政官员，也都是内务府的 “关系户”。有了这层关系，内务府从盐业中 “分一杯羹”，简直易如反掌。
内务府的 “捞钱手段” 主要有三种：
巧立名目的 “附加费”：除了正规盐税，盐政系统还衍生出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 “匣费”。所谓 “匣费”，名义上是盐商缴纳盐税时，用于装碎银的木匣、口袋等工具的 “包装费”，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勒索。雍正皇帝曾大力整顿过这类苛捐杂税，“匣费” 一度被废除，但到了乾隆时期，又死灰复燃。乾隆元年，“匣费” 每年仅收 12 万两；到了乾隆五年，直接翻倍到 24 万两；乾隆中期更是涨到了 60 万两，这些钱几乎全部流入了内务府的口袋。
盐引的 “租赁生意”：盐商要想合法卖盐，必须获得官府颁发的 “盐引”（相当于经营许可证）。由于盐业利润极高，盐引本身就价值连城。有些老牌盐商拿到盐引后，自己根本不从事贩运，直接转租给其他商人，坐收 “租金” 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内务府自然不会放过这块肥肉 —— 作为盐政系统的 “幕后老板”，他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盐引，只需将这些盐引租给盐商，就能坐享其成。山西著名的 “皇商范氏家族”，就是靠这招发家的：乾隆初年，范家一次性给内务府缴纳了 64 万两银子，换来了 “世代经营两淮盐业” 的特权，此后几十年，范家凭借盐业垄断，积累了数千万两财富，而他们每年还要向内务府缴纳 “租金” 和 “孝敬钱”，成为乾隆的 “提款机” 之一。
高利贷式的 “利息收入”：盐商虽然赚钱，但经常面临官府的 “摊派” 和 “勒索”，资金周转有时会出现困难。这时，内务府就会 “雪中送炭”—— 借钱给盐商，但利息高得惊人。说白了，这就是盐商变相给皇帝 “送钱”。乾隆十三年，乾隆东巡前，特意给两淮盐政发了道密旨：“内廷借给盐商之银，当收取利息。朕此次东巡，所需赏赐之物甚多，着盐商先缴 5 万两银子备用，以后每年照此办理。” 两淮盐商不敢怠慢，赶紧凑齐 5 万两送上。此后，“借钱收息” 成了内务府的常规操作，盐商们借 10 万两，一年利息就要 3 万两，而这些利息，最终都变成了乾隆的私人财产。
当然，也有盐商想 “耍小聪明” 避税。长芦盐商王惠民父子，就搞了个 “一银两抵” 的把戏：把该交给户部的盐税，同时算作给内务府的 “利息”，短短几年就少交了 35 万两银子。但纸包不住火，这事最终被揭发，乾隆大怒，下令王家赔偿 71 万两银子，这笔钱自然也落入了内务府囊中。
除此之外，乾隆时期但凡有 “国家大事”，盐商们还得 “主动捐款”。打仗要捐 “军费”，修堤坝要捐 “水利钱”，闹灾要捐 “赈灾款”，甚至皇帝南巡、过生日，盐商都要 “表忠心”。乾隆一朝，盐商们平均每年都要捐款一次，累计捐款总额高达 3800 多万两。其中，很多捐款名义上是 “国家开支”，实际上却进了乾隆的私人腰包。比如乾隆十三年，两淮盐商先是捐了 100 万两军费用于攻打金川，接着又捐了 30 万两给内务府 “充公”，随后为了筹备乾隆南巡，又捐了 100 万两 —— 这 130 万两，全成了乾隆的 “私房钱”。
（三）关税：被内务府垄断的 “聚宝盆”
关税，古代称为 “关市之税”，是国家在商品运输要道设立关卡征收的税收，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都要缴纳。到了乾隆中后期，关税已经成为清朝第三大税收来源，每年能收四五百万两到七八百万两银子，占国家总收入的 12% 左右。
但和盐政系统一样，关税的 “肥差” 也被内务府牢牢掌控。清朝的关卡，要么由内务府直接派官员管理，要么由地方大官监管，但这些监管官员大多与内务府有牵连。比如江苏的浒墅关由苏州织造监管，西新关由江宁织造监管，北新关由杭州织造监管 —— 而这三家织造，都是内务府的下属机构；再比如全国最赚钱的两个关卡：北方的崇文门（北京的门户）和南方的粤海关（对外贸易的核心），更是被内务府视为 “禁脔”，官员全部由内务府直接任命。
这些关卡的 “捞钱方式”，比正规税收更狠：
崇文门的 “进门税”：崇文门是北方物资进京的必经之路，南方的商贩、赶考的学子、进京的官员，都要从这里经过，而只要进门，就得 “脱一层皮”。商贩们为了省事，每次进京都会在帽檐上放点银子，让税吏自己拿，美其名曰 “买路钱”；要是不懂得规矩，货物就会被百般刁难，甚至被没收。乾隆年间，山东布政使陆中丞（相当于山东省副省长）进京述职，因为没准备 “买路钱”，被崇文门税吏拦住。陆中丞一时气不过，干脆把行李一扔，说：“我光着身子进去，总不能跟我要钱吧？” 这事后来传到乾隆耳朵里，他不仅没责怪税吏，反而觉得陆中丞 “不懂规矩”，不久后就把他调去了偏远地区。
崇文门的税收有多丰厚？从乾隆的 “赏赐手笔” 就能看出来：乾隆十年到二十六年，他用崇文门收的银子，先后 13 次赏赐给大学士傅恒，累计达 10 万零 1 千两。傅恒是乾隆的小舅子，也是朝廷重臣，乾隆对他的赏赐尚且如此大方，可见崇文门给内务府带来的收入之高。
粤海关的 “一口通商” 垄断：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以 “防范外夷” 为由，撤销了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规定所有对外贸易只能通过粤海关进行，这就是著名的 “一口通商” 政策。一时间，广州成了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欧洲商人纷纷涌向广州，却也见识到了清朝官员的 “敲诈本事”。
乾隆嘴上总说 “天朝上国，物产丰盈，无需与外夷通商，开放粤海关只是对他们的恩赐”，但没人相信这套说辞 —— 粤海关每年至少有 85 万两白银流入皇帝的私人腰包（这个数字是根据粤海关档案记载，实际可能更高）。欧洲商人运来的棉花、羊毛、钟表等商品，要缴纳高额关税，除此之外，还要给粤海关官员 “孝敬钱”，给内务府 “贡品钱”。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档案中记载：1773 年，公司一艘商船抵达广州，除了缴纳正规关税 3 万两，还被迫给粤海关官员送礼价值 1.2 万两，给内务府 “进贡” 洋钟、望远镜等物品价值 8000 两，相当于额外多花了 2 万两银子。
更过分的是，粤海关官员还会 “明抢”。乾隆四十五年，一艘荷兰商船运来一批珍贵的西洋钟表，粤海关监督李质颖看中了其中一座镀金珐琅钟，直接以 “内务府需要” 为由，无偿征用，只给了商人 100 两银子 “补偿”，而这座钟表的实际价值高达 5000 两。商人敢怒不敢言，只能自认倒霉。
（四）贡品：变味的 “表忠心”，官员的 “敛财借口”
进贡，在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原本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更多是一种政治象征 —— 体现君臣关系、藩属关系。但到了乾隆时期，进贡成了官员们 “讨好皇帝” 的重要手段，也成了内务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能给乾隆送礼，本身就是一种 “特权”。有资格进贡的，除了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就是孔子后代这样的 “文化象征人物”，以及藩属国。对官员来说，能给皇帝送礼，是莫大的 “恩典”，所以他们拼命抓住每一次机会 “表忠心”。
一开始，每年有三个重要节日可以进贡：过年、冬至、皇帝生日，也就是 “年节三贡”。但因为冬至时北方物资匮乏，能进贡的东西不多，后来冬至就被端午替代了。到了乾隆中期，进贡的理由越来越多，简直五花八门：乾隆喜欢巡游，就有 “銮驾贡”（皇帝出行时进贡）；去山东祭孔，湖广、四川、广东的官员都要赶来进贡；去承德打猎，就有 “木兰贡”；官员进京汇报工作，要带 “陛见贡”；得到皇帝赏赐，要送 “谢恩贡”；内务府交办的任务完成了，还要送 “传办贡”。
乾隆四十四年，他特意发了道上谕：“长江流域各省，端午节进贡是传统，因地制宜，无可厚非；其他地方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这看似是 “减负”，实则说明当时官员进贡已经到了 “泛滥” 的地步，连乾隆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了。
官员们进贡的东西，按理说应该是当地土特产。比如两江总督进贡碧螺春，云贵总督进贡普洱茶，浙江巡抚进贡龙井茶，这符合儒家 “因地制宜” 的传统。但为了讨好乾隆，很多官员开始挖空心思送 “贵重物品”：东北官员送老虎、梅花鹿，广东官员送大象、玳瑁，而最受乾隆欢迎的，还是金银珠宝、玉器古玩、西洋钟表等 “奢侈品”。
乾隆嘴上经常说 “官员应专心本职，不必在进贡上花费心思”，还装模作样地 “拒收” 部分贡品，说 “朕只收一两件，以表君臣之情”。但根据当时朝鲜使节的记载，乾隆实际收下的贡品，是 “九件收六件”，差不多占了 2/3。那些被退回的，要么是质量太差，要么是不合他的心意。
乾隆十一年，广州巡抚进献了一批贡品，其中有紫檀木小香几、珐琅小瓶等。乾隆看了后很不满意，发上谕斥责：“之前就说过，紫檀木小香几、格架不用再送，结果这次又送了；珐琅小瓶太多，崖花珐琅盆景还凑不成套，这些俗里俗气的东西，以后别再送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不是反对进贡，而是嫌礼物 “档次太低”。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进献了一座镶玻璃的羊脂白玉钟、一座镀金羊脂表亭和两只镶黄宝石的时辰表。乾隆一看就乐了，特意批示：“这次的镀金洋金表亭非常好，像这样的好东西，要多找几件，大一点、好一点的也可以，别怕花钱，端午节再送几件来。” 有了皇帝的 “明确指示”，官员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搜罗珍贵物品。西洋钟表、八音盒的价格因此飞涨，原本价值 100 两的普通洋钟，被官员们炒到了 1000 两，就为了能在进贡时 “脱颖而出”。
而官员们用来进贡的钱，根本不是自己的俸禄 —— 他们的俸禄每年也就几百两到几千两，根本买不起价值上万两的珠宝玉器。这些钱，最终还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乾隆五十五年，浙江巡抚福崧为了给乾隆办八十大寿，特意搜罗了一对 “和田羊脂玉如意”，价值 5 万两银子。为了凑这笔钱，福崧在浙江境内加征 “贡品税”，每亩地多收 5 文钱，总共搜刮了 6 万两银子，除了买玉如意，剩下的 1 万两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这种 “借进贡之名，行贪污之实” 的做法，在乾隆年间比比皆是。
（五）议罪银：和珅献策的 “敛财奇招”
到了乾隆晚年，宫廷开销越来越大，内务府的常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这时，和珅给乾隆献上了一个 “创收奇招”—— 议罪银。
议罪银，简单来说，就是官员犯了错，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银子，就能免于处罚或者减轻处罚。乾隆一开始搞议罪银，名义上是 “惩罚犯错但尚可留用的高级官员，让他们心疼钱，以后办事更谨慎”，但实际上，这就是赤裸裸的 “卖官赎罪”，是乾隆的 “私人罚款制度”。
议罪银和常规的 “罚俸” 完全不同：罚俸是罚官员的俸禄，上缴户部，用于国家开支；而议罪银是直接交给内务府，进了乾隆的私人腰包。一开始，议罪银的流程是这样的：乾隆通过军机处给犯错官员发密旨，让他 “自己琢磨犯了多大错，该罚多少钱”；官员自己报一个数额，乾隆觉得合适就批 “准”，觉得太少就让他 “再想想”，直到数额满意为止。
精明的和珅很快发现了其中的 “捞钱空间”：他把议罪银单独列出来，写成详细清单给乾隆看，让乾隆能清楚地知道 “自己又赚了多少”。从此，议罪银成了军机处的 “秘密档案”，虽然乾隆嘴上说 “议罪银只是偶尔用用，不是常规操作”，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了一项固定制度。
官员们很快就摸清了其中的 “门道”：自请议罪银，既能表现出 “严于律己” 的态度，又能给皇帝送上一笔巨款，简直是 “一举两得”。于是，很多官员开始 “主动犯错”，或者找各种借口 “自请罚银”。
河南巡抚何玉成的例子堪称奇葩：他说自己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乾隆朱批的奏折上，“罪该万死”，自请罚银 3 万两。乾隆看了都觉得 “演得太过了”，批示说 “罚 1 万两就行了”。但何玉成还不满足，坚持要先交 1 万两，剩下的 2 万两 “分期付款” 给内务府，就为了能让乾隆 “记住自己的忠心”。
还有陕甘总督勒尔谨，因为辖区内发生旱灾，“救灾不力”，自请罚银 20 万两；浙江布政使盛住，因为 “账目不清”，自请罚银 10 万两。这些官员缴纳的议罪银，少则几万两，多则几十万两，最终都变成了乾隆的 “私房钱”。
议罪银制度的推行，让清朝的官场风气变得更加腐败。官员们知道 “犯错可以花钱摆平”，做事更加肆无忌惮，贪污受贿成了常态 —— 反正只要给皇帝送够钱，就算犯了错也没事。而他们贪污的钱，最终还是要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导致民不聊生。
三、抄家：乾隆的 “最后捞钱手段”
乾隆晚年，清朝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他心里很清楚，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精力去整顿吏治，只能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 抄家。在他看来，抄家有两大好处：一是能惩治贪官，平息民愤；二是能没收贪官的财产，充实自己的小金库，可谓 “一举两得”。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贪污赈灾款的案子败露，震惊全国。王亶望在甘肃任职期间，虚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高达数百万两，还勾结其他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乾隆大怒，下令将王亶望斩首，并特意叮嘱 “务必仔细查抄其家产，不得遗漏”。
最终，官员们在王亶望的京城府邸里，抄出了 565 箱赃物，包括金银珠宝、玉器古玩、名人字画等。这些赃物被送到内务府后，乾隆亲自开箱查看 —— 他之所以这么上心，是因为他记得自己 70 大寿时，王亶望曾送过一对玉瓶和一对玉扇子，玉料和做工都堪称极品，但按照惯例，他当时退回去了一部分，这对玉瓶和玉扇子就在其中，后来他一直念念不忘。
可乾隆翻遍了所有箱子，都没找到那对玉瓶和玉扇子，而且抄出来的珠宝质量也远不如预期，根本不像王亶望这个 “大贪官” 的风格。他立刻下令追查，结果发现，抄家清单和实际物品对不上，王亶望的财物被人掉包了。再往下查，掉包的竟然是负责抄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 —— 他趁抄家之机，将最珍贵的珠宝玉器偷偷换了出来，据为己有。
乾隆得知真相后，龙颜大怒，下令将陈辉祖赐自尽。这场 “抄家反被抄家” 的闹剧，堪称乾隆时期贪污腐败的缩影 —— 连负责惩治贪官的官员，都在趁机贪污，可见当时的官场已经腐败到了根子里。
除了王亶望，乾隆年间还有很多贪官被抄家，比如云贵总督李侍尧。李侍尧贪污受贿多年，积累了巨额财富，乾隆四十五年被揭发后，乾隆下令抄家，结果抄出黄金 2000 多两、白银 300 多万两、玉器 1000 多件、名人字画 200 多幅，这些财产全部被收入内务府。乾隆甚至还把李侍尧的部分财产 “赏赐” 给了其他官员，而这些官员后来又把这些财产 “进贡” 回来，相当于乾隆只是 “暂时借出去”，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手里。
四、康乾盛世的假象：一场皇帝主导的贪污竞赛
所谓的 “康乾盛世”，到了乾隆后期，已经变成了一场由皇帝亲自参与的 “贪污竞赛”。乾隆一边享受着贪污带来的奢侈生活，一边用各种手段掩盖腐败的真相，而他留给子孙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经过乾隆六十年的搜刮，清朝的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官场腐败成风，军队战斗力低下。而与此同时，西方各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国力迅速提升。当乾隆还在沉迷于 “天朝上国” 的美梦时，西方已经悄悄超越了中国。
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虽然抄了和珅的家，获得了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的短暂繁荣，但根本无法扭转清朝衰败的趋势。几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
这场 “3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似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的，但根源其实在乾隆时期。正是他的贪婪和奢侈，掏空了清朝的国力，摧毁了官场的风气，让清朝失去了改革和进步的机会。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些 “小变局”（比如洋务运动、新政等）给清政府 “续了命”，按照传统的王朝周期律，以乾隆时期的腐败程度，清朝可能早就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