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地区尚武之习甚浓。据《忻州地区志》记载，山西省体委1983年在全省范围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中，查明仅流传在境内的武术拳种包括鬼扯攒、杨家拳、鞭杆拳、洪拳、金刚拳、少林拳、心意拳、太极拳等就有20种，其中，尤以代县、繁峙的杨家拳，定襄、五台的鞭杆拳等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并在民间广为流传。全区武术套路共有130个，其中徒手套路70个，器械套路40个。现存老拳师39人，并收集古拳谱15份，古器械16件，在全省武术挖掘成果评比中，忻州地区及定襄、五台、繁峙、代县被评为先进集体。由此可见忻人尚武之习之盛。

此外，忻州、定襄、原平一带的摔跤久负盛名，自民国至今三县跤手辈出、名震跤坛。1960年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忻县（现忻府区）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摔跤之乡”。

忻人尚武之习，究其渊源，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因素。

客观上来讲，首先，忻州地处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边境，境内长城绵延，关塞林立，堡寨众多，烽堆相望。绵延于西北边境的内长城始筑于东魏武定元年，后经北齐、北周、隋、宋、明、清历代加修扩建，成为古代山西北境的坚固防线，沿内长城设置的三关、十八隘一起成为保卫内地安全和保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因此自古以来境内战事频繁。忻人崇尚习武，一为保家自卫，二为立功报国，故尚武之习，源源不绝。

其次，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大融合，从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南北朝时的五胡乱华，到金元时期的异族统治，西北游牧民族突破关隘，首先进入忻州境内，游牧民族善骑射、好斗胜之习亦随之传入。同时，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尚武之风占了上风，被统治的中原汉人便以武行世，凭借武功获取政治资本，以跻身上层统治集团之列。而尚武之风对忻人影响甚至表现在日常的民俗活动中，比如婚嫁活动中的新郎进入洞房要张弓搭箭，照四壁，以镇邪气，新娘子下轿要先跨马鞍，取平安之意，又如忻人冬天喜穿羊皮袄、毡毛靴等皆沿袭游牧民族之俗。宁武自古就有“百战楼烦地”之称，据《宁武县志》载：“古来读书者少，从军者众，居民射生逐猎，反裘而衣”。神池的八大角秧歌，其歌舞形式和演员衣着打扮均渗透着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生活气息。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许多游牧民族与汉人通婚，已与汉人无异。在忻州长期活动并曾经建立后汉政权的刘渊、刘聪父子，本身就是匈奴人冒顿的后代；南秀容地梁郡王尔朱荣，契丹人；唐云中太守李克用，突厥人；包括金元时元好问，其先祖为鲜卑拓跋氏，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本答失蛮氏人（当时属色目人种之一）。虽然民族融合的直接结果是游牧民族汉化，但是游牧民族雄健豪放、尚武逐猎的本性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久居忻州的汉人。

第三，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地瘠民贫。清末民初忻人常走口外谋生计，更有经商者因路途遥远常受匪患需习武防身，再加之官府倡导，设国术馆传授乡人武术，民间武术大赛活动盛行，一时尚武之风愈演愈烈。

主观上来讲，忻人性耿直、质朴、豪爽、侠义，有北地刚劲之风，争强好胜，好打抱不平，而尚武、习武正符合忻人性格中行侠仗义、坚强不屈的一面。此外，长期的战争环境的熏陶，以及杨家将、岳家军等忠勇报国之思想渗透，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倾向于忠勇报国，见义勇为，除暴安良，因此尚武习武更成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最重要的途径。（作者张利华、赵廉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