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雨下得很大。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二叔拄着拐，一瘸一拐地从泥路那头挪过来，蓑衣滴滴答答往下滴水。
“娃，中了？”他的声音哑得厉害。
我把通知书递过去。他那只因早年工伤而扭曲变形、使不上劲的左手，在衣服上反复擦了好几遍，才用右手接过去。他就那么站着，在瓢泼大雨里，低着头，看了很久。雨水把纸打湿了一角，他慌忙用袖子去捂，笨拙得像护着一块脆弱的琉璃。
“好，好……”他反复念叨着，抬起头时，眼圈通红，脸上却是我从未见过的光亮，“咱家……出大学生了。”
回到家——那间属于二叔的、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他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压在炕席底下，用一块砖头压好。然后，他翻出了家里唯一一个还算体面的布包，拍了拍灰，递给我。
“换上你最好那件衣裳。”他说，语气不容置疑，“咱出去一趟。”
“二叔，去哪？”我心里隐隐猜到，喉咙发紧。
“借钱。”他吐出两个字，弯腰从床底拖出一个磨得发亮的旧铁盒，打开。里面是零零散散的毛票，最大的面额是十块。他数了一遍，又数一遍，总共三百二十七块八毛。
“学费，住宿费，书本费……差得远。”他自言自语，然后把铁盒盖上，放回原处，仿佛那笔巨款与他无关。他看向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心：“走，叔带你，挨家挨户借去。”
七年前，爹在矿上出事，人没抬回来，就赔了一笔抚恤金。那钱，在我爹坟头的土还没干透的时候，就被我娘攥在手里，成了她改嫁的嫁妆。她走的那天，也是下雨，没回头看我一眼。
我当时十岁，像个被遗弃的物件，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是二叔，拖着那条残腿，把我领回了他的小屋。
二叔年轻时在镇上砖厂干活，被机器绞了左手，废了，腿也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活。厂里赔了点钱，早用光了。他一个人过，日子紧巴得响叮当。多我一张嘴，难上加难。
我记得刚来那会儿，晚上饿得睡不着。二叔默不作声地起来，在灶台边摸索半天，给我煮了一碗清汤挂面，卧了一个鸡蛋。他自己就着咸菜，喝面汤。
“娃，别怕，有叔在，饿不着你。”他当时就这么说，声音平平淡淡。
为了这句话，他拖着残躯，去给人家看果园，守鱼塘，编竹筐，什么零碎活都接。钱少，活累，但他从没让我辍学。村里有人劝他：“一个瘸子，养自己都费劲，还带个拖油瓶？让他早点出去打工是正经。”
二叔总是闷着头，“吧嗒吧嗒”抽他的旱烟，半晌才回一句：“他爹临死前，最惦记娃的学业。我得对得起我哥。”
这一养，就是七年。我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二叔的背，一年比一年驼得厉害。
第一站，是村东头的堂伯家。堂伯在镇上开小卖部，算是村里日子过得最滋润的。
二叔让我在门外等，他自己拄着拐进去。我隔着窗户，看见堂伯坐在沙发上剔牙，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二叔佝偻着背，脸上堆着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近乎卑微的笑容，双手递上我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嘴里说着什么。
堂伯瞥了一眼通知书，没接，继续剔牙，声音透过窗户缝传出来：“德华啊，不是我说你，你自己啥情况不清楚？供个大学生？开玩笑嘛！那是个无底洞！再说了，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二叔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收回通知书，手有点抖，但还是努力维持着语气：“娃争气，考的是好大学，将来有出息，肯定忘不了您的好……”
“得了吧！”堂伯不耐烦地挥手，“我这小本生意，周转都难。没钱，真没钱。你们去别家看看吧。”
二叔嘴唇嚅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慢慢转过身，拄着拐走出来。看到我，他努力扯出一个笑：“没事，这家不行，咱去下一家。”
第二家，是村西的远房婶子。婶子倒是客气，让我们进了屋，还倒了水。她拿着通知书看了又看，叹了口气：“娃是真出息。可是德华啊，你也知道，我家那小子去年结婚，彩礼钱还欠着债呢……实在拿不出啊。”
第三家，第四家……我们几乎走遍了半个村子。
冷言冷语是家常便饭。“哟，瘸子还想培养个凤凰出来？”“借钱？拿什么还？用你那条瘸腿还？”“女娃娃，读个师范出来当老师还行，读这专业，将来工作都难找！”
也有表面客气，实则推诿的。“真不巧，钱刚存了定期。”“哎呀，当家的不在，我做不了主。”
每被拒绝一次，二叔的背就好像更弯下去一点。但他从不气馁，总是整理一下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清清嗓子，带着我走向下一家。他一遍遍重复着：“我侄女，考上了XX大学，将来一定有出息，这钱我们肯定还，砸锅卖铁也还……”
雨水时停时下，他的裤腿和我的布鞋，早已被泥浆糊满。那封录取通知书，被他紧紧捂在怀里，怕被雨淋湿。
走到村尾五保户陈奶奶家时，天都快黑了。陈奶奶八十多了，耳背，眼睛也不好。二叔大声说了好几遍，她才听明白。
她颤巍巍地起身，走进里屋，摸索了半天，拿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一共一百二十块钱。
“娃考上大学，好事，大好事。”陈奶奶把钱塞到我手里，她的手干枯得像老树皮，却异常温暖，“奶奶没多少，一点心意，别嫌少。好好读，给咱村争光。”
我捏着那还带着老人体温的钱，眼泪“唰”就下来了。这是今天收到的第一笔，也是唯一一笔“借款”。
二叔也背过身去，用他那只好手，用力抹了把脸。然后，他朝着陈奶奶，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您老，这钱……我们一定还。”
回去的路上，我们沉默着。布包里，除了陈奶奶的一百二十块，只有另一户实在抹不开面子的邻居借的五十块。离那笔昂贵的学费，仍是天文数字。
晚上，昏暗的灯光下，二叔对着那寥寥的一百七十块钱，发了很久的呆。我煮了粥，叫他吃饭。
他忽然抬起头，看着我：“娃，你怪叔没本事不？”
我拼命摇头，眼泪又涌上来：“二叔，没有你，我早就不知道在哪儿了。这学……我不上了，我明天就去找活干，我养你。”
“放屁！”二叔猛地一拍桌子，很少见他这么激动，“必须上！这学必须上！你爹要是知道你能上大学，在地下都能笑醒！”他喘了口气，语气缓和下来，却更加坚定，“钱的事，你别管。叔有办法。”
第二天一早，二叔不见了。晌午他才回来，眼里布满血丝，但神情却松快了些。他告诉我，他天没亮就走着去了镇上，找了当年砖厂的老领导，磨了半天，人家答应做担保，帮他去信用社试试申请助学贷款。
“还有，”二叔从怀里掏出一个存折，很旧了，“这是叔这些年，一点点攒的，本来想……算了，你看看。”
我打开，里面每隔几个月，有一笔很小的存入记录，几十块，一百块，最多一次三百。最后一笔，是前天存的，五十块。余额，两千一百块。这恐怕是他全部的积蓄，是他为自己那条残腿、为未来某个万一，准备的最后保障。
“加上这个，咱们再想想办法，差不离了。”二叔说，“镇上王书记听说咱家的事，说可以帮忙申请贫困生补助。还有，你高中班主任也说了，学校有笔奖金给考上重点大学的……”
希望，像穿透厚重乌云的一缕光，艰难地挤了进来。
接下来的日子，二叔更忙了。助学贷款手续繁琐，他一遍遍往镇上跑，不识字，就求人帮忙看，解释。他赔着笑脸，说着好话，只为尽快把手续办下来。
同时，他接下了帮人看守夏季西瓜地的活。晚上就住在瓜地的窝棚里，防着有人偷瓜。蚊子多得能把人抬走，但他一守就是一个夏天。
我则拼命找一切能做的短期工，发传单，帮餐馆洗碗，去辅导班做助教……每一分钱都攒起来。
录取通知书上要求的报到日期一天天临近。
终于，在开学前一个星期，所有的钱，像用无数辛酸、汗水、尊严和希望凑成的碎片，艰难地拼凑齐了。助学贷款批下来了，贫困生补助到了，学校的奖金发了，加上二叔的积蓄、我打工的钱，以及那永远不能忘的一百七十块“借款”。
交完费的那天，我和二叔去镇上的小馆子，破天荒地点了一盘红烧肉。二叔吃得很少，一直看着我吃，眼里是欣慰，是如释重负，还有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娃，到了大学，别惦记家，别惦记钱。专心读书，跟同学好好处。家里啥都好。”他叮嘱着，“那几家借了钱的，地址和数目你都记好，将来，一分一厘都不能少人家的。陈奶奶的，要第一个还，加利息还。”
我重重地点头，把每一句话都刻在心里。
离家的那天清晨，二叔早早起来，给我煮了鸡蛋，蒸了馒头，用塑料袋装好。他执意要送我到镇上的车站。
班车来了，我上了车，找到靠窗的座位。二叔站在车下，隔着车窗玻璃，用力地向我挥手。晨光中，他佝偻的身影显得那么瘦小，那么孤单，但站得笔直。
车开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蜿蜒的村路尽头。
我紧紧抱着行李，里面装着简单的衣物，崭新的课本，还有二叔塞进去的两百块钱“零花”。我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能拿出的所有。
大学四年，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申请了所有能申请的勤工助学岗位，学习永远排在第一位。我记着二叔的话，记着那场大雨中的跋涉，记着陈奶奶手绢包里的温暖，也记着那些冷眼与嘲讽。
它们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每年寒假暑假，我都尽量回去，用打工挣的钱，给二叔买点吃的用的。他总怪我乱花钱，但每次我走，都会发现他偷偷把我给的钱，又塞回我的包里。
大四那年，我因为成绩优异，早早签了南方一家很好的公司。拿到第一笔实习工资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那个泛黄笔记本上的记录，把陈奶奶和另外那户邻居的钱，连本带利寄了回去。汇款单附言里，我工工整整地写着：“侄女林溪，大学已毕业，工作顺利，感谢您当年的雪中送炭。祝您身体健康！”
后来，我的工作慢慢稳定，收入也好了起来。我把二叔接到了城里。起初他死活不肯，说不习惯，怕给我添麻烦。我骗他说我工作忙，需要他帮我看看家，他才勉强同意。
现在，二叔住在我的小房子里，每天下楼和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下下棋，晒晒太阳。他的腿脚还是不便，但脸色红润了许多。我给他买了个智能手机，教他视频通话。他最喜欢和我小时候的邻居、陈奶奶的孙子视频，一遍遍跟人家说：“我家溪溪，现在可厉害了……”
他依然节俭，一个塑料袋用了洗，洗了再用。但我给他买的新衣服，他也会高兴地穿上，遇到老伙计，会“不经意”地说：“闺女买的，非让穿。”
那个曾经带他受尽白眼的布包，还放在他衣柜的底层，里面装着那张早已泛黄、但被塑封保存好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以及一个更旧的、字迹歪斜的账本。
有时夜深人静，我加班回家，看到二叔戴着老花镜，就着台灯，轻轻摩挲着那个布包，我会悄悄退出去，不去打扰他的回忆。
爹娘给了我生命，但二叔，用他的残躯和脊梁，为我重新撑起了一片天，让我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光。 那场大雨中的借钱之旅，是我人生最苦涩也最珍贵的一课，它教会我感恩、坚韧与担当。
亲情，有时与血缘无关，它是在绝望处伸出的那只有力的手，是在风雨中为你撑起的那把破旧的伞，是倾其所有、也要把你推向更广阔世界的笨拙而伟大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