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被临危受命派出来的他面临着记者犀利的发问表现的像个无能的庸人，可事实的真相确是他一个人背负着骂名保住了数万人的饭碗！那段磕磕绊绊的采访中，其实暗藏着他大智若愚的为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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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惊蛰

铁原城东的炼钢高炉像二十座未熄的巨烛，沿洺河排开，炉顶的火星溅在晨雾里，像撒了把烧红的碎铁。

2011年3月5日，惊蛰，第一声春雷在云层里滚过，李卫国起了个大早，对着镜子刮胡子。

刀片在下巴刮出细碎的白沫，最后那点胡茬粘在皂角泡沫里，像没除净的钢渣——他昨夜没睡好，眼下的青黑比炉底的炭还深。

妻子把熨好的藏青色西装递过来，袖口别着枚掉了漆的发改局徽章，黄铜底子磨出了白痕。

“今天省里来人？”她往他公文包里塞了个热馒头，指尖在徽章掉漆的地方蹭了蹭。

“不，是铁原电视台”。

他答得轻，却像把秤砣搁在舌尖。

西装领口的浆挺扎得脖子发痒，他想起昨天老周在电话里的语气，像敲空了的钢壳。

七点整，局里小会议室的长条桌摆得笔直，搪瓷杯里的茶梗竖着沉底。

李卫国推门时，烟雾正从门缝里挤出来，老周坐在主位，指间的烟卷烧到了滤嘴。

他把一摞材料推过来，纸页在桌面上滑出沙沙声，指尖在“钢铁产能”那页敲了敲，烟灰落在数字上，像层遮羞布。

什么也没说，可李卫国看见他后槽牙咬得发紧——这表格他填了三版，每一版的数字都比上一版多五百万吨，最后老周索性用墨团把数字涂了，只留个标题在纸页中央喘气。

“你嘴稳，”老周终于开口，烟味裹着煤渣味扑过来，“他们要问，就往历史上绕”。

李卫国点头时，听见窗外高炉的轰鸣又响了些，像有谁在暗处擂鼓。

八点半，铁原电视台栏目组的越野车碾过局门口的碎石路，女记者率先推门进来，短发利落到耳际，白球鞋沾着泥点，录音笔的红灯在晨光里突突跳。

随行摄像扛着机器跟进，镜头扫过墙上的“铁原冶铁三千年”锦旗，停在李卫国胸前的徽章上。

“李科长，”女记者把录音笔往他面前送了送，笔杆上的“TY”字样被汗水浸得发暗，“铁原现有钢铁产能到底是多少？国家规定的红线是9000万吨，咱们实际产能……”

李卫国听见自己的心跳撞在肋骨上，像炉膛里失控的鼓风机。

他咳了一声，指尖在桌沿的裂缝里抠了抠——那道缝是去年开会时，老周拍桌子砸出来的。

“您看这墙上的图，”他忽然提高声音，指着《战国铁矿山分布图》，“咱们铁原，战国时就有七十二座炼铁炉，赵王的剑刃都是这儿炼的钢……”

“李科长，”录音笔往前递了半寸，“我们需要具体数字”。

“解放后更不得了，”他绕开那支笔，像是绕开块烧红的钢，“1958年土法炼钢，全县男女老少齐上阵，光小高炉就建了两千座……”

女记者的眉头拧成个结，第三次开口时，声音里带了冰碴：“据我们了解，仅去年一年，铁原就新增了三座1080立方米高炉，这些都不在备案名单里——”

李卫国突然合掌作揖，掌心的汗差点打湿袖口的徽章：“记者同志，别讲了，再讲就泄露国家机密了”。

他笑的时候，后槽牙咬着舌尖，尝到点铁锈味。

当晚，局里的电视还没播，网上的片段已经传开了。

李卫国的女儿在电脑前惊叫，他凑过去看时，屏幕上的自己正手舞足蹈地讲着汉代的炒钢法，女记者的脸在一旁越皱越紧。

微博热搜像被泼了热油，#铁原李科长绕口令式采访#的话题后面跟着火焰图标，评论区里“打太极”“踢皮球”的词像钢渣一样堆起来。

录像未播先热。

微博热搜第一名：#铁原李科长一问三不知#。

老周打来电话时，高炉的轰鸣恰好从窗缝钻进来，把他的声音揉得发碎：“你看，我就说你嘴稳……”

李卫国没接话，望着窗外高炉的火光映红了半个夜空，像谁在天上泼了桶熔化的铁水。

他摸了摸胸前的徽章，掉漆的地方硌着掌心，像块没焐热的钢。

第二章　清明

清明雨丝斜斜地织着，把铁原城的高炉群裹进灰蒙蒙的水汽里。

原本覆着层浅灰的炉壁被洗成墨黑，往下淌的水痕像一道道未干的血痂。

李卫国的手机在桌角震个不停，他划开屏幕，某论坛热帖里，自己的头像被PS在兵马俑脸上，军绿色的发改局徽章歪歪扭扭别在陶土胸前，配文“活的摆设，千年不腐”。

底下的评论像炉渣一样堆得老高，有人扒出他十年前在产能动员会上的发言视频，弹幕刷着“张口历史，闭口传承，就是不敢说数字”。

他长按电源键，黑屏瞬间像块冷却的钢坯。

拉开抽屉，里面躺着本磨破脊的《铁原冶铁志》，夹着张泛黄的照片——七岁的他蹲在小土高炉旁，父亲正往炉膛里添柴，火星溅在父亲的蓝布工装。

乡下的路被雨水泡得发软，自行车轮碾过泥地，溅起的泥浆糊在裤脚。

父亲的老坟藏在山坳里，坟头的青草刚冒尖，被雨打得蔫蔫地伏在碑上。

碑上“炼人炼铁，淬火成钢”八个字是父亲生前亲笔刻的，此刻被雨水浸得发黑，像刚从炉里取出来的铁字。

老坟旁的小土高炉早成了半截废铁，七十年代的砖缝里钻出野蒿，炉口结着层厚厚的铁渣。

李卫国蹲下去，指尖抠了块渣下来，碎成几片——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帮父亲砸铁矿，铁石的棱角磨破掌心，父亲说：“磨破了才长茧，茧子比手套结实”。

他跪下去，额头抵着墓碑，冰冷的石面透过衬衫渗进骨头里。

雨丝落在颈窝，凉得像父亲临终前摸他脸颊的手。

“爹，我没守住”。

他喉咙发紧，“他们要数字，可数字后面是十万工人的饭碗……”远处隐约传来铁矿爆破的闷响，像谁在天上敲了记重锤。

回城的中巴车在盘山路上晃悠，车窗凝着层水雾。

李卫国刚擦掉一小块，手机就响了，局长老周的声音裹着电流杂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稳住，别辞职。

局里需要你”。

没等他回话，电话就断了——信号塔大概又被雷击坏了，这地方总这样。

第二天一早，市政府的会议室烟味呛人。

市领导围着长桌坐成圈，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小坟包。

调查组的人坐在主位，笔记本上的钢笔尖亮得刺眼。

书记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目光像探照灯扫过众人，最后停在李卫国脸上。

“就小马吧，”书记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节奏和高炉的鼓风一样，“业务熟，跟企业打交道多年，情况清楚”。

李卫国的手指猛地攥紧裤缝，布料被捏出褶皱。

他看见老周低头避开他的目光，看见对面的发改委主任端起茶杯挡着脸——那茶杯上印着“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去年铁厂爆炸后，这杯子就再没人用了。

那一刻，他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像淬了火的钢被突然扔进冷水。

避雷针——这三个字突然跳进脑海。

小时候在铁厂看防雷设施，师傅说避雷针看着光鲜，其实就是把雷引到自己身上，替厂房挨劈。

会议室的吊扇慢悠悠转着，把烟味吹得四处飘。

李卫国抬起头，看见墙上的电子钟显示9点17分，秒针跳得像工人往炉膛里添煤的节奏。

他扯了扯西装领口，那枚掉漆的徽章硌着锁骨，像块烧红的烙铁。

第三章　夏至

6月21日夏至，铁原城的日头毒得像块烧红的铁板，蝉鸣从清晨吵到日暮，把空气都撕出了豁口。

傍晚七点，家家户户的电视里响起《焦点访谈》的片头曲，李卫国坐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遥控器的裂纹——那是上次女儿摔的。

屏幕里，他支支吾吾的脸被放大在高炉背景前，喉结滚动的弧度清晰得像慢镜头。

女记者的画外音带着冰碴：“国家三令五申严控钢铁产能，铁原市却在数据上遮遮掩掩……”最后定格的画面里，他的嘴唇还张着，像有话卡在喉咙，字幕慢悠悠爬上来：“面对产能数据，科长语焉不详”。

妻子“啪”地关掉电视，搪瓷杯重重搁在茶几上，茶水溅出来，在“铁原钢铁厂建厂五十周年”的杯垫上洇出个圆。

“你看你那模样，”她声音发颤，“像被人捏住了脖子”。

李卫国没接话，窗外的高炉正吐出晚班的烟尘，红焰在暮色里晃了晃，像谁在远处点了把火。

夜里十点，铁原市政府官网的服务器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机房的红灯连成一片。

运维小张盯着后台数据，评论以每秒三十条的速度涌进来，“渎职”“不作为”的字眼像钢渣砸在屏幕上，有人甚至贴出了他女儿学校的照片。

没到半小时，服务器“嗡”地一声瘫了，黑屏上最后跳的数字是“102378”——刚好是铁原钢铁工人的总数。

市委常委会议室的灯亮到后半夜，烟雾从门缝挤出来，在走廊里绕成圈。

老周坐在角落，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丘，他听见书记拍着桌子说：“得有个人出来扛，先让他去‘休息’”。

“休假式治疗”五个字被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讨论明天的天气。

李卫国被送进党校学习班那天，梧桐树叶正落得厉害。

房间在三楼拐角，墙皮剥落得像块陈年钢渣，单人床的mattress陷着个坑，据说是上一任“休息”的局长躺出来的。

同屋的安监局长姓李，左脸有道疤——去年矿难时被飞石划的，他总爱摸那道疤，像在数伤口的年轮。

夜里，老李的呼噜从床那头滚过来，像漏风的风箱，时而急促时而嘶哑。

李卫国睁着眼，看月光从铁窗棂漏进来，在墙上拼出个“囚”字。

他摸出枕头下的《铁原冶铁志》，翻到父亲参与建设的第一座高炉那页，照片上的父亲穿着工装，笑容比炉火还亮。

手指划过“1975年，铁原产能突破百万吨”的字样，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总说：“钢是炼出来的，人是熬出来的”。

学习班结业那天，梧桐叶落得差不多了，露出光秃秃的枝桠。

市委秘书长把调令递给他时，指甲缝里还嵌着烟油。

调令的纸张是廉价的再生纸，“招商局副局长（保留正科待遇）”的字样用宋体字印着，像枚褪色的印章。

李卫国笑了笑，那笑容里混着点铁锈味。

他拿起笔，笔尖在“李卫国”三个字上顿了顿，墨水洇透纸背，在回执单上留下个深色的印子。

签完字，他忽然想起父亲坟头的那截废钢，风吹过时，总发出“呜呜”的响，像谁在说不清道不明地叹着气。

第四章　霜降

2013年霜降，铁原的风裹着碎冰碴子，往人骨缝里钻。

城西的民营钢厂区飘着焦糊味，高炉的烟囱大多哑了，只有零星几座还在喘着粗气，红焰缩在炉口，像冻僵的舌头。

招商局的会议室没开足暖气，暖气片只温不烫，钢老板们缩在椅子里，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小丘，没人说话，只有打火机“咔嗒”响，混着窗外工人围堵市政府的口号声——“发工资！保饭碗！”

李卫国推开门时，寒气跟着灌进来。

他穿件深蓝色夹克，袖口磨出毛边，领口沾着点机油渍，是早上帮老邻居修自行车蹭的。

头发白了大半，鬓角的霜没来得及拂，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倒像刚从轧钢车间换班下来的工长。

“马局，就等你了”。

坐在首位的张老板抬起头，眼下的青黑比炉底的炭还深，他手里捏着张催款单，纸角被攥得发皱，“银行昨天又来电话，再还不上贷，下周就封厂门”。

李卫国没坐，往黑板前一站，粉笔在冻硬的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响。

“十家小厂，现在死撑着，谁也活不了”。

他画了个圈，把“鑫源”“顺达”等厂名圈进去，“不如并成三家，保留两座1080高炉，剩下的拆了——拆下来的产能指标，能卖给沿海新建的汽车板项目，他们正缺这个”。

粉笔灰在光柱里飘，像碎雪。

有人突然拍桌子：“拆我的厂？那我这几百号工人喝西北风去？”是李老板，他儿子去年刚娶媳妇，婚房首付还欠着债。

李卫国转过身，掌心对着他们，那双手布满老茧，指关节肿得像老树根——是早年在土高炉帮父亲砸铁矿磨的。

“并厂后，优先用原班工人，工资按老标准发”。

他声音不高，却像钢钎凿在铁板上，“指标卖给沿海，每万吨能换三百万，够还一半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