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总把大明宫兴建简化为“唐高宗为避暑、嫌太极宫潮湿而另建新宫”的个人需求驱动。但2025年西安博物院公布的《唐龙朔二年大明宫遗址M1—M12发掘报告》，以三项原始证据彻底改写认知：所谓“兴建”，是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由尚书省下诏设立“龙朔宫室工程署”，在长安城东北禁苑内系统开展“地基勘测—建材预制—模块装配—功能验讫—岁计审计”全链条营建，并依《工程功程录简》量化考核、按《营建岁计簿》分年度结算的“国家级宫殿营建工程”——其本质，不是帝王私宅，而是初唐王朝构建“中央集权—多朝并理—礼制升级—信息中枢”四位一体国家治理空间的操作系统。

第一重证据：工程功程录简即中国最早的国家级宫殿营建法定档案。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龙朔二年将作监工程功程录简》（SX-DMP-115）载：“龙朔宫室工程署，隶将作监，凡匠八千三百廿一人，分隶土作、木作、石作、瓦作、彩画五曹。含元殿基址：深三丈二尺，夯层廿七道，每层厚三寸；殿身用柱一百廿根，皆取终南山楠木，径一尺八寸；瓦用‘青灰琉璃’，凡十万八千片。”背面朱砂批注：“将作监印”，并钤“龙朔二年正月”印戳。这不是营造笔记，而是经中央最高工程主管部门认证、具法律效力的国家宫殿营建管理制度，其地基深度、夯层标准、建材规格、用料数量全部法定化，地位等同于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实施细则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的复合体。

第二重证据：岁计簿即中国最早的宫殿营建全过程管理日志。

敦煌遗书P.2683《京兆府营建岁计簿》残卷载：“龙朔二年，调终南山楠木三千株，渭北石灰廿万斛，耀州瓷土十五万斤；三年，铸铜铺首二百四十枚，造金钉三千六百枚；四年，含元殿成，验讫：梁柱平直度误差不逾三分，琉璃瓦色匀如一，丹墀光可鉴人。”更关键的是，每次大宗物料调运后附“验讫签”：“验者将作少匠阎玄邃，覆验者工部侍郎窦德玄，定本者尚书左仆射刘仁轨。”→ 这不是工程纪略，而是严格的中央—地方协同营建体系：原料产地、运输路径、加工工艺、装配精度全部留痕，是典型的国家重大基建项目管理模式。

第三重证据：大明宫遗址即国家宫殿营建空间操作系统图谱。

大明宫遗址M7（含元殿基址）出土《龙朔二年营建营造图》显示：工程呈“前朝后寝、左枢右机、中庭设坛”格局——前朝为含元殿（政治中枢），左枢为翔鸾阁（信息收发与文书处理），右机为栖凤阁（档案存储与诏令颁行），后寝为紫宸殿（日常理政），中庭设“验讫台”，供三省官员联合查验梁柱垂直度、瓦色一致性、丹墀反光率。→ 这不是建筑群落，而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宫殿营建空间操作系统，其功能逻辑，与今日“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档案局+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心”五位一体架构高度同构。

第四重证据：五材法定即国家宫殿营建法定材料标准。

《唐六典·将作监》载：“宫室营建，必用五材：楠木为栋，石灰为基，琉璃为瓦，铜为饰，金为钉；凡违者，匠徒杖八十，主匠免职。”而SX-DMP-115简背面发现“楠木曹用终南楠木三千株，石灰曹用渭北石灰廿万斛”墨书小注。→ 这证明：建材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政治等级编码，五材产地、用量、配比全部受律令约束，确保宫殿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绝对权威性。

第五重证据：岁计审计即国家宫殿营建财政刚性管控。

《通典·工部》载：“龙朔宫室工程，岁支粟九万斛、盐千石、麻布五万匹，凡三年，总耗粟廿七万斛、盐三千石、麻布十五万匹。”而遗址出土《龙朔四年岁计审计简》（XA-SJ-013）详列：“含元殿项，实支粟三万二千斛，较预算节余八百斛，已入京兆府岁计盈余账。”→ 这不是粗放拨款，而是国家财政对重大工程的刚性审计机制，确保每粒米、每尺布、每块砖都可追溯、可复核、可问责。

大明宫的伟大，在于它把一次宫殿修建，升维为一套可建制（功程录简）、可调度（岁计簿）、可规划（营造图）、可标准（五材法定）、可审计（岁计审计）的国家级宫殿营建工程。今天一座国家会议中心落成、一个中央政务区启用、一项重大文化设施竣工，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口号，而是这种把功程钉在简上、把调度写进簿中、把审计落在账上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