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乱世，烽烟四起，陕北饥民揭竿而起，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率百万之众横扫中原、踏破京城，却终究未能坐稳天下，转瞬覆灭。反观秦末刘邦、明初朱元璋，皆起于微末，却能招致张良、刘伯温这般运筹帷幄的旷世谋臣，助其定鼎江山。同样是乱世起义，为何明末农民军始终未能招募到一位堪比二人的顶尖人才？

核心症结之一，在于农民军的出身与格局局限了人才吸引。李自成出身驿卒，张献忠出身边兵，麾下核心将领多为流民、降卒，缺乏长远政治眼光，起义初衷不过是“求生存、讨温饱”，而非“安天下、治乱世”。他们沉迷劫掠财富、报复官吏，不懂建立稳定统治秩序，更不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

反观张良，本是韩国贵族，心怀复韩之志却能认清时势，辅佐刘邦以“约法三章”收拢民心，谋划“暗度陈仓”“四面楚歌”奇策；刘伯温出身进士，精通经史天文兵法，朱元璋三请出山，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奠定江山。相关事迹出处为《史记·留侯世家》《明史·刘基传》。

其次，明末文人的价值取向与农民军的行事风格，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张良、刘伯温所处时代，天下大乱却无固定正统认知，文人可择主而事，辅佐明主成霸业便是实现自身价值。而明末程朱理学盛行，文人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熏陶，即便明朝腐朽，多数仍视农民军为“流寇”“反贼”，不屑与之为伍。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麾下将领大肆劫掠官员文人、逼缴钱财甚至滥杀无辜，彻底断绝文人投靠之心。有记载，李自成曾招募进士周钟，周钟被迫依附却暗中诋毁，最终被处死，此举更寒天下文人心。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戮文人、焚毁典籍，彻底失去文人支持。相关记载出处为《明季北略》《绥寇纪略》。

最后，农民军缺乏完善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即便偶有人才投奔，也难以施展才华。张良辅佐刘邦能运筹帷幄，得益于刘邦的绝对信任与自主决策权；刘伯温辅佐朱元璋能参与核心决策，离不开其知人善任。

而明末农民军权力高度集中在李自成、张献忠手中，麾下将领多为草莽，排斥文人献策，即便有谋士投奔也多被边缘化。李自成麾下牛金星、宋献策虽有才华，却远不及张良、刘伯温，且牛金星嫉贤妒能、陷害同僚，加速农民军覆灭。“草莽英雄”“嫉贤妒能”表述出处为《明史·流贼传》。

明末农民军的失败，从来不是缺兵少将，而是缺顶尖谋臣，缺吸引、任用人才的格局与智慧。张良、刘伯温式人才的出现，需明主赏识、合适土壤与足够格局。农民军终未突破自身局限，自然难招旷世谋臣，最终在乱世中昙花一现，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