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个叫李老实的农户，家住河南乡下。明末那几年，他眼睁睁看着村里十户九空 。要么被抓去当兵，要么逃荒饿死在路上，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连个人影都少见。可到了他孙子辈，也就是乾隆年间，同一个村子里，炊烟袅袅，巷子里满是孩子的哭闹声、嬉笑声，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堆着粮食，门口跑着三四个娃。

这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而是清朝人口爆炸的真实写照。明末全国人口才五六千万，可到了道光年间，竟硬生生涨到了四亿。短短两百年，人口翻了六七倍，这在前朝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啥清朝能做到？说来说去就一件事：老百姓终于敢生孩子、也能养活孩子了。

要知道，不管哪个朝代，“能不能吃饱饭” 都是人口增长的第一道坎。

明末的时候，老百姓主要种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庄稼挑得很 ， 小麦要平坦的旱地，水稻得靠水的良田，那些山坡地、薄地根本种不了，只能荒着。一遇上旱涝灾害，庄稼歉收，立马就闹饥荒，饿死人是常事，谁家还敢多生孩子？十亩地勉强养三口人，多生一个都怕养不活。

可到了清朝，情况不一样了。从海外传来了三样 “救荒利器”：玉米、红薯和土豆。这三种作物简直是为老百姓量身定做的 “续命粮”。

玉米耐旱，不管是山坡还是薄地，随便撒点种子，不用精心伺候就能长，产量还比小麦高不少。红薯更厉害，有点土就能活，哪怕是石头缝里的土，都能结出一串串红薯，一亩地能收上千斤，是水稻产量的两倍多，而且耐储存，冬天煮红薯粥、烤红薯，都能顶饱。土豆也不挑环境，耐寒耐瘠，挖出来能放小半年，灾年里有它，就不怕饿肚子。

其实这些作物明朝就传进来了，但那会儿没人当回事，老百姓不懂怎么种，朝廷也没人引导。到了清朝，官府开始主动鼓励种植。康熙年间，有官员在福建教百姓种红薯，收成后大家都惊呆了，纷纷跟着学；乾隆还专门下旨，让各地官员推广玉米种植，把那些荒了几百年的山坡地都利用起来。就这么着，粮食产量一下子提上去了，过去十亩地养三口人，现在能养五口，饿不着肚子了，老百姓才敢琢磨多生孩子。

光有饭吃还不够，得有安稳日子过才行。明末那几十年，乱得一塌糊涂：先是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打了十几年；清军入关后又南征北战，平定南明、削三藩，战火连天。老百姓要么被抓去当兵，要么拖着家当逃难，田都种不成，有些村子甚至整个被烧光，十室九空，人口怎么可能增长？

清朝从康熙中期开始，局面就渐渐稳了。1681 年平三藩，1683 年收台湾，后来和沙俄打了雅克萨之战，划清了边界，北方也安定了。雍正、乾隆这一百多年里，基本没什么大规模内战。就算有战争，也多在边疆，比如对准噶尔用兵，对内地老百姓的日子影响很小。

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打仗。只要天下太平，就能安心种地、娶妻生子。就说江南地区，康熙以后基本没打过仗，家家户户种桑养蚕、耕种田地，年年有余粮，孩子也养得起。巷子里的孩子一群群地跑，村里的人口越来越旺，日积月累，全国人口就蹭蹭往上涨。

还有个关键问题，过去老百姓不敢多生孩子，是因为税太重。明朝收 “人头税”，家里有几个男丁，就得交几份税。孩子生得越多，税负越重。有些人家为了逃税，生了孩子也不敢报户口，偷偷藏着，这就是 “隐户”；还有些人家实在养不起，只能狠心把孩子送走。

清朝把这个规矩彻底改了。康熙先提出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意思是按现在的人数收税，以后新生的人口，再也不加税了。到了雍正，干脆推行 “摊丁入亩”，直接取消了人头税，赋税全按田地面积来收 ， 家里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和家里有多少人没关系。

这一下可把老百姓的枷锁解开了。

比如李老实家，原来有五亩地、三个男丁，要交三份税；现在就算生十个、二十个男丁，只要土地不变，税就不变。谁还怕多生孩子？之前藏着的 “隐户” 也敢主动登记入户了，人口数字不是 “突然暴增”，是原本没算进去的，现在都见光了。再加上大家愿意生，人口自然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孩子能养活了。以前医疗条件差，孩子容易得天花、痢疾这些病，一旦染上，基本只能听天由命。明朝就连皇子，都有不少夭折于天花，更别说平民家的孩子 。 有的家庭生五六个，最后能成人的一两个就算不错，人口基数根本稳不住。

清朝在这方面有了改善，关键是 “种痘法” 的推广。当时人们发现，得过天花的人就不会再得，于是想出个办法：从得过天花的人身上取一点痘浆，轻轻涂在健康孩子的皮肤上，让孩子轻微感染一次，等痊愈后，就有了免疫力。这叫 “人痘接种”，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比之前毫无办法强太多了。

清朝皇室特别重视这个。康熙自己就得过天花，知道这病的厉害，所以下令在宫里推广种痘，后来又传到民间。老百姓的孩子种痘后，得天花的少了，存活率明显提高。过去一家生三个娃可能只活一个，现在能活两个，一代代积累下来，人口规模自然就上去了。

总结：日子安稳、肚子吃饱、没苛捐杂税，才敢多生孩子、养好家人。清朝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说到底就是老百姓过上了踏实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