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天，热得让人心浮气躁。
我，张建军，二十二岁，在城西机械厂当学徒。那天晚上，几个兄弟在夜市喝酒，邻桌一伙人对我兄弟的女朋友吹口哨，话越说越难听。酒劲上头，我抄起一个空啤酒瓶就冲了过去。
后来警察告诉我，对方一个人颅骨骨裂，中度脑震荡。
“故意伤害，判三年。”法官的法槌落下时，我妈在旁听席上哭晕了过去。
我被押上囚车，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熟悉街道，心里一片冰凉。三年，出来我就二十五了，工作没了，名声臭了，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监狱，和我想象中一样，又不一样。
高墙电网，气氛压抑。但真正让人喘不过气的，是里面的人和规矩。我这种因为打架进来的“暴力犯”，在狱友眼里，既是麻烦，也是可以捏的软柿子——年轻，没背景，心里还憋着火。
头两个月，我过得浑浑噩噩。白天干最累的活，晚上躺在硬板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后悔和茫然。跟我同监舍的，有偷鸡摸狗的，有坑蒙拐骗的，也有几个真正的狠角色。他们拉帮结派，欺负新人，克扣伙食是常事。
监舍角落里，总坐着一个老头。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头”或者“陈瞎子”。其实他眼睛不瞎，只是看人时目光总是垂着，没什么神采。他瘦得厉害，背有点驼，沉默寡言，分到的活经常干不完，饭也常常被抢。没人知道他具体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只知道他刑期很长，好像已经待了七八年了。
没人把他当回事。狱警不管，犯人们更是把他当成取笑和发泄的对象。我起初也没注意他，自己都顾不过来。
转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下午。
那天在采石场搬石头，我因为动作慢了点，被一个小头目找茬，罚我中午不许吃饭。饿着肚子干到傍晚，回到监舍，我领到的那个杂粮馒头，显得格外珍贵。
我正狼吞虎咽，眼角瞥见老陈头。他坐在墙角，面前空空如也。旁边一个叫“刀疤”的犯人，正得意地啃着两个馒头，其中一个，明显是刚从老陈头那里抢来的。老陈头只是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什么也没说。
不知怎么的，我心里那股一直憋着的无名火，突然就窜了一下。不是为我自己，是为这个老头。他看起来比我爸年纪还大，凭什么在这里受这种欺负？
我也怕“刀疤”，他比我壮，刑期也长。但那天，也许是饿昏了头，也许是积压的愤怒需要个出口。我几口吃完大半个馒头，剩下小半个，攥在手心里。
趁放风后排队回监舍，人群有点乱的时候，我快速靠近老陈头，把那小半个馒头飞快地塞进他手里。我的动作很隐蔽，手心擦过他冰凉粗糙的手背。
他猛地抬起头，第一次，我看清了他的眼睛。那眼神里没有感激，只有一瞬间的惊愕，随即又恢复了那种深潭似的平静。他看了我一眼，极轻微地点了下头，就把馒头藏进了衣服里。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在工棚，“刀疤”带着两个人把我堵住了。
“新来的，听说你挺有爱心啊？”“刀疤”狞笑着，用手拍我的脸，“馒头好吃吗？分给那老棺材瓤子？”
我知道麻烦来了，血往头上涌，拳头捏紧了。就在我以为又要打一架的时候，一个平静的声音响起来：
“李四（刀疤的本名），采石场东头那堆废料，王队长让你今天务必清理完。再不去，晚上学习会你第一个做检讨。”
是老陈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就站在几步外，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
“刀疤”脸色一变，盯着老陈头：“老东西，关你屁事？”
老陈头眼皮都没抬：“王队长刚跟我说的。你要不信，现在可以去问他。看他是不是正为那堆废料发火。”
“刀疤”将信将疑，狠狠瞪了我一眼，又剜了老陈头一下，嘴里骂骂咧咧，但还是带着人走了。王队长是管我们这片劳动的狱警，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
我松了口气，看向老陈头，想道谢。他却已经转身，拿起扫帚，慢吞吞地扫地上的碎石，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从那天起，我和老陈头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联系。
我还是很少主动跟他说话，但吃饭时，会下意识坐得离他近点。有时看到有人想找他麻烦，我会故意弄出点动静，或者找借口把狱警的注意力引过来。很奇怪，他明明什么都没要求，但我就是觉得，该这么做。
大概过了半个月，一个雨天的休息日，大家都在监舍里。我靠在铺位上，心烦意乱。家里来信了，我妈病了，没钱住院，弟弟上学也愁学费。我看着信，感觉那高墙不仅围住了我的身体，也把我全家都压得透不过气。
“心里有事？”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老陈头不知何时坐到了我对面的下铺。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
我苦笑一下，没吭声，把信递了过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他看，可能只是憋得太难受了。
他接过信，很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还给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三年，不长。但如果你只是在这里熬日子，出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更糟，那这三年就太长了，长得能毁掉你一辈子。”
我愣住了。
他继续用那种平缓的语调说：“我看过很多人进来，又出去。有的出去后真改了，过得像个人样。有的，很快又回来了，一次比一次刑期长。区别在哪？不在于他们在这里干了多少活，受了多少罚，而在于他们有没有用这被迫停下来的时间，把自己心里缺的那块东西，补上。”
“我心里缺什么？”我忍不住问。
“静气，还有……墨水。”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你有力气，有义气，这是你的好处。但你没方向，像头蛮牛，只会用角乱撞。力气用错了地方，就是祸害。义气不讲是非，就是愚蠢。”
他的话像根针，扎在我最难受的地方。我脸发热，想反驳，却张不开嘴。
“想补吗？”他看着我。
“……怎么补？”我的声音有点干。
“读书。”他吐出两个字，“从明天开始，劳动之余，我教你认字，读书。不是扫盲班那种，是读能让人明白事理的书。当然，如果你只想混日子，就当我没说。”
我几乎没犹豫，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1988年深秋的监狱里，我的人生轨迹，因为半个馒头和一次解围，悄然拐弯。
老陈头，不，陈师傅，开始教我读书。没有课本，所有的“教材”都来自他的记忆。从最简单的《三字经》、《千字文》讲起，告诉我每个字背后的意思，还有故事。然后是一些唐诗宋词，他讲解得比学校老师生动一百倍，仿佛那些诗人词客就活在他眼前。
他不仅教文，更教我“理”。通过历史故事，讲什么是真正的担当，什么是匹夫之勇。通过一些简单的算学，告诉我做事要有条理，要算长远账。他甚至教我书法，用树枝在地上划，说字如其人，心静了，字才能稳。
我这才震惊地发现，这个沉默寡言、备受欺凌的老头，胸中藏着怎样的锦绣乾坤。他的学问，远远超过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
我忍不住问他的来历。他总是摇头，不肯多说，只淡淡说一句：“都是过去的事了，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你只需记住，知识学问，是用来修身明理，不是用来炫耀或害人的。”
在他的指点下，时间仿佛过得快了。
我不再整天怨天尤人，劳动时也踏实了许多，因为陈师傅说“习劳知感恩”。我渐渐能看懂家里来信的每一个字，还能给我妈写回信，告诉她我在这里很好，学了很多东西，让她宽心。我妈后来回信说，我的信写得有条理了，她看着信就觉得儿子长大了。
监狱里依然有纷争，有欺凌。但我和陈师傅，似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不被侵犯的角落。说来也怪，自从那次“刀疤”被王队长真因为废料的事狠批了一顿后（后来证实陈师傅那天并没见到王队长，只是摸准了情况），找我们麻烦的人就少了。连狱警王队长，有时看到陈师傅，眼神也有些复杂，态度不算好，但也不会刻意刁难。
我隐隐觉得，陈师傅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但他不说，我也绝不追问。这份默契，成了我们之间最牢固的信任。
三年刑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991年春天，我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提前三个月释放。
出狱那天，阳光很好。我办好手续，领回简单的行李，站在监狱大门口，恍如隔世。家人还没来接，我回头望着那扇缓缓关闭的铁门，心里五味杂陈。
这时，一个狱警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小方包。“老陈头托我给你的。他说，送你到这儿，路你自己走。”
我接过纸包，紧紧攥着。隔着报纸，能摸出里面是一本硬皮笔记本和一支钢笔。
我没有当场打开。回到家，安抚好哭成泪人的母亲，见过苍老了许多的父亲，和已经懂事的弟弟。夜深人静时，我才在灯下，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纸包。
果然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支普通的英雄牌钢笔。笔记本的扉页上，用遒劲有力的毛笔字写着一行字：
“建军：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望你自此脚踏实地，心存良善，学以致用，不负光阴。陈伯年 赠于辛未年春”
陈伯年……我终于知道了他的名字。
我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他手写的“教材”。有字词注解，有诗词赏析，有历史典故，有为人处世的格言，甚至还有一些基础的管理知识和机械原理图解（他知道我以前是机械厂学徒）。最后一页，写着一个地址，是南方某个城市，还有一个人名和单位，旁边小字备注：“若遇实在难处，可持此笔记寻此人，言我名即可。非万不得已，勿扰。”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这哪里是一本笔记，这分明是他为我铺下的一段路，一颗定心丸。
出狱后的路，并不好走。
顶着“劳改犯”的名声，找工作四处碰壁。但我牢牢记着陈师傅的话：静气，脚踏实地。我不再急躁，从最苦最累的搬运工做起，空闲时间就抱着那本笔记看，练字，学里面的知识。
因为干活实在，又有点文化（在工友里算突出的），慢慢得到了工头信任。后来，我利用笔记里的一些简单机械原理，改进了工地上一个搬运土石的小方法，提高了效率。这事被一个小包工头注意到，把我调去学开挖掘机，后来慢慢做到了小组长。
日子依然清苦，但我心里是亮的。我定期给陈师傅写信（通过监狱转交，我知道他能收到），告诉他我的进展，我的困惑。他从不回信，但我知道他在看。
1993年，我所在的小建筑公司因为一次工程事故，陷入纠纷，老板跑路，我们一群工人的工资没了着落。眼看几个月的辛苦要打水漂，家里也等着用钱，我急得嘴上起泡。工友们情绪激动，要去闹事。
那天晚上，我翻着陈师傅的笔记，看到“遇事当寻法理，蛮干徒增祸端”那句，又看到后面一些关于合同和权责的简单剖析。我冷静下来，带着几个识字的工友，千方百计找到了当初工程的一些单据副本，又拉着大家一起去找了劳动部门和法律援助。
过程很曲折，但最终，我们通过正规途径，要回了大部分工资。这件事后，工友们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陈师傅教我的“墨水”和“静气”，第一次在现实困境中发挥了巨大力量。
后来，我靠着踏实和不断学习，从小包工头做起，慢慢有了自己的小施工队。
我一直没有去南方找笔记上那个人。我想靠自己的能力站起来。但我每年都会往那个地址寄一封信，报告我的情况，表达我的感激。信如石沉大海，但我坚持寄。
1998年，我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工程队长了。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自南方。对方自称姓吴，是陈师傅笔记上那位联系人的下属。他告诉我，陈伯年先生已于年初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托人转告我一句话：
“路走得稳，很好。笔记后半本，可以看了。”
我如遭雷击，悲痛难抑。缓了几天，我才颤抖着拿出那本已被我翻得卷边的笔记。后半本，我一直以为是空白，或者是一些更深的知识。此刻仔细查看，才发现其中几十页是用一种特殊的淡色墨水写的，平时看不出来。我用紫光灯一照（这是那位吴先生在电话里提醒的），字迹清晰地显现出来。
那不是什么高深学问，而是陈伯年——我后来才知道，他入狱前曾是南方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卷入一场特大风波而蒙冤——对自己一生的简要回顾，以及他对我这个“意外弟子”的观察和期许。最后几页，是他为我梳理的，未来十年可能适合我发展的行业方向和一些关键原则。
他写道：“我一生所学，未能尽报家国，乃大憾。见你心性未泯，璞玉可雕，故倾囊相授。望你不仅独善其身，他日若有余力，当惠及乡里，助如你当年一般陷于困顿迷惘之少年。此即传承。”
我抱着笔记，痛哭失声。
贵人，这就是我一生的贵人。没有他，我或许早已在社会的边缘沉沦，或者再次锒铛入狱。是他，在我人生最黑暗的角落里，为我点亮了一盏灯，指明了一条路。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公司规模不大，但经营稳健。我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助学金，专门帮助那些失足但有悔改之心的年轻人，以及家境困难的技校学生。我也常去一些学校、社区做分享，讲的不是成功学，而是“静气”和“墨水”的重要性，还有那个关于半个馒头和一本笔记的故事。
我常常想起1988年那个夏天，想起监狱里那个瘦弱沉默的老头。人生真的很奇妙，一次冲动的惩罚，却因为心底残存的一点善意，换来了最珍贵的救赎与指引。
所以，无论你身处何种逆境，请务必保持内心的那点良善。有时候，你无意中递出的半个馒头，或许就是开启自己未来的一把钥匙。人生路长，贵人或许就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而前提是，你得先成为一个值得被点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