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毅听到项英那番豪言壮语时，内心五味杂陈。这位未来的共和国元帅怎么也想不到，面对如此绝境，项英竟然还能如此乐观。

1934年10月的瑞金，秋风瑟瑟，中央红军主力已启程西征，留下的一万六千多人就像波涛汹涌中的一叶扁舟，项英身为留守部队的首要指挥官，肩负着守护中央苏区的使命，不过他对形势的判断却确实让人意外。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此次围剿规模极为宏大，兵力相当于前四次的总和，面对这般强劲的敌人，毛主席提出了好几个击败敌人的良策，不过当时掌权的博古、李德却一一将其否决。

毛主席提议接着运用前四次反围剿成功的“诱敌深入”战术，于根据地之内消灭敌军，不过此提议被搁置一旁，未被采用。

他还提出要集中主力往闽浙赣那边进军，把战略防御转成战略进攻，直接去攻打蒋介石的老窝，可这个提议还是让人给回绝了。

当福建十九路军发动反蒋事变之时，毛主席坚决主张与他们结盟，以形成相互配合的态势，不过最终还是被否定了。

博古与李德秉持“把敌人阻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策略，致使红军和敌军进行面对面的阵地战，结果明摆着，中央红军在广昌这些地方接连吃了败仗，损失非常大；到1934年夏天，战略转移就这么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让项英担任书记，此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出，他们认为项英既管党、又管政、还管军，有着诸多经验，是留守的恰当人选。

令人意外的是，项英知晓自己要留下时，竟面露喜色，这一反应让不少人感到不解，要知道留守需用一万多人去应对几十万敌军的围攻，其危险性显而易见。

此时作战受伤的陈毅正躺在医院，他的坐骨碎裂，这使这位能打仗的将领暂时无法行动，项英到病房传达任务时，两人有过一场颇具意味的对话。

项英兴致勃勃地讲述留守计划，打算在瑞金、会昌、于都、宁都这四个县间构筑防线，坚决守护中央苏区，他说话的语气带着些脱离现实的乐观。

陈毅听后很意外，直接问项英：“还继续用博古、李德那种把敌人拦在国境线外头的错误战术不？”这个问题确实切中要害。

项英的回答给人一种挺无奈的感觉，他认为中央给留守部队配备了很强的武装力量以及足够的物资，完全能够守住苏区，不过这种判断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陈毅苦笑着指出，连十万主力都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剩下的一万多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个简单的算术题，项英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

项英的逻辑令人更难以理解，他认为主力红军西征后，围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必定会跟着往西走，如此一来，苏区的压力自然就变小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可见他对敌情的判断错得极为严重。

陈毅只能加重语气提醒项英：蒋介石绝不会对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掉以轻心，必然会展开残酷的清剿。

事实已然证明，陈毅的判断是正确的，红军主力完成转移之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实施了极为残忍的屠杀。

项英那乐观态度的背后，暴露出他对形势判断的严重偏差；他似乎仍沉湎于过去的胜利之中，未能清醒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带来的形势之严峻。

当陈毅明确指出这次反围剿已经失败时，项英竟然还在疑惑：“我们真的失败了吗”？

当时党内这类认知偏差并非个别情形，长期胜利致使一些人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对双方力量对比缺乏清晰认知，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项英，此判断失误所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时光流逝，项英最终不幸被叛徒杀害牺牲，陈毅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斗争里逐步成长为出色的军事家。

病房内他们这一次的交谈，可算作那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小片段，能看出革命者遭遇重大挫折时不同的心态与抉择。

回望那些艰难的岁月，能瞧出正确去认识形势、实实在在去分析问题，自始至终都是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

项英“面露喜色”，陈毅“又哭又笑，不知所措”，此乃历史中一处耐人寻味的片段，值得后人思索。